■鄭工
顯然，這不是日常的敘事場面，卻充滿日常性的敘事情節(jié)；也不談什么自然崇拜，卻讓一座高山升華了一個普通的魂靈。
向來被稱為“生死線”的川藏公路，是中國筑路史上工程最艱巨的一條公路。雪域高原，天氣惡劣，地質(zhì)復(fù)雜，隨時都有突發(fā)的自然災(zāi)變，如山崩、地陷、泥石流，又如冰雪、暴雨、濃霧及塌方、流沙、滑坡，一個生命的逝去并不罕見。但在劉忠俊的筆下，一位筑路工人躺下了，心臟停止了跳動，卻吸引了漢藏兩族眾多人的目光。畫家以象征性的構(gòu)圖、凝重的色彩與沉著有力的線條，為在川藏公路上逝去的生命舉辦了一次無聲的祭禮，實現(xiàn)生命的穿越。
用一個生命的逝去闡明“川藏公路”這一主題，這個角度甚為獨特，既說明川藏公路建設(shè)過程中的艱難困苦，又表明人類勇于征服自然、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。實際上，畫家還是立足于后者。與其說是祭奠生命，毋寧說是頌揚精神。這是一個普通的筑路工人，是11萬筑路人中的一分子，也是3000多名犧牲者之一，作者將他放置在大地這一神圣的祭壇上，其意義不言而喻。畫面有著明顯的圣像畫傾向，特別是構(gòu)圖中心那扶著逝者的大夫，讓我想起米開朗基羅的雕塑《哀悼基督》。圖像被悄悄地置換，而救世與升華的意義卻是一致的。周圍哀悼者虔誠的表情，默默的祈禱，彌漫著莊嚴肅穆的氣氛，無一不在牽動我們的視線，震撼我們的心靈。
畫面上的地平線壓得比較低，占據(jù)畫面三分之二的是常年積雪的大山，也許就是北線的雀兒山埡，號稱“川藏第一險”，海拔6168米。過往的司機說：“冬過雀兒山，如闖鬼門關(guān)。”而在畫面上，它卻像一座豐碑矗立在那里，又像是一出戲劇的幕景懸掛在那里。畫幅下端三分之一處才是舞臺或說是祭壇，實際上也就是大地或虛擬的工地，所有出場的人都站在這里，人群身后的公路蜿蜒伸展并消失在大山峽谷之間，似乎又提示我們那是地質(zhì)構(gòu)造運動極其激烈而筑路最為困難的帕隆峽谷。運貨的卡車沿著公路呼嘯而去，直接表明兩個不同的敘事空間，即建設(shè)之初與通車之后。在時間維度上，兩者或許相隔5年、10年，抑或60年。時空的錯位與對接，擴展了人們的想象，增加了畫面的密度。其實所謂的工地，也是一種喻指，畫面上的幾件道具，如人物身上的坎肩，手上的十字鎬與鋼釬、鐵錘等開山鑿石的工具，標(biāo)明人物的身份和現(xiàn)場環(huán)境。但這一現(xiàn)場又是被組織的，由各種能夠表明各自意義的人物和道具構(gòu)成一個整體性的表述。如手持標(biāo)桿負責(zé)測量的技術(shù)人員，手持哈達衷心奉獻的藏族男女，還有身披袈裟的藏族僧人，跪在逝者身前的少女，職業(yè)不同，身份各異，都具有典型性，并通過他們的目光共同指向“犧牲者”，同時揭示著一個社會性的命題，即奉獻于他人的人也受他人的供奉。
供奉，是人與神之間的精神交往，而神者是人之圣者，是永恒的象征。從逝者閉上的雙眼到畫幅上端高山的巔峰，就牽引出這么一條垂直向上的升騰路徑，將兩個情景貫通起來，也貫通了兩段不同的歷史?，F(xiàn)實的片段被化解了，或者說是虛化了，川藏公路的建設(shè)主體也被宗教情緒排解了，反而使“川藏公路”被抽象為一個特定的概念，成為漢藏兩個民族精神相系的紐帶，成為觀照他者的靈，一個至上之物。
進入畫面的人物不少，共37人，其中藏民22人，漢族15人。不知這數(shù)字有何意義，可漢族人卻實實在在地成為這一“犧牲”事件的主體，其身份或許是當(dāng)年進軍西藏的18軍官兵，抑或為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西藏軍區(qū)后方部隊工兵。畫面上那些穿著軍裝卻不戴帽徽的人物，讓我們不好確定其是否為職業(yè)軍人，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集體專業(yè)為地方編制。無論怎樣，畫家不經(jīng)意地在民族關(guān)系之外又隱含著一層軍民關(guān)系。多重關(guān)系的交織，使畫面的意義變得復(fù)雜起來。但是作者沒有在人物與人物之間演繹生發(fā)更多的故事，沒有在人物身份問題上做更多的文章，也沒有給死亡籠罩上過多的悲情。在場的人只有一個心愿：讓逝者安息，與天地大化。
畫面的整體氣氛是凝重的，時間也被凝固了，讓我們理解了靜穆何以與崇高相系，奉獻與犧牲如何讓精神得以永生。
